2019年1月19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8年度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报告》发布会暨第九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伍贻康、戴炳然、杨逢珉、郑春荣等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欧洲研究学者近50人出席了会议。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曹子衡、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和复旦大学副教授张骥先后主持了开幕式和研讨交流。
一、欧洲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陈志敏教授在致辞中指出，2018年很不平常，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有很多不确定性，同时也有很多的确定性，《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报告（2018）》以务实、合作与软遏制同时加强来概括过去一年中欧关系总的基调。我们看到，意大利的新政府、“黄马甲”运动、英国脱欧跌宕起伏，欧洲经济总体不错，失业率下降，整体政策上还维持原来的惯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欧关系比前一年还好，中欧峰会也开了，还发了公报，欧洲人也提出了互联互通的政策报告，算是对中国的一些倡议作了一个回应。另一方面，特别是面对特朗普的挑战，去年中国跟欧洲的那些人文交流的机制都没有开会，英国人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军舰跑到南海，最近英国人又说他们在文莱要搞个军事基地。从地缘的方面，从经济的方面，包括对华为的这种压制，特朗普的政策是不是像当时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朝着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政策方向走？它未来又会往哪个方向前进？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
当然，这个报告事实上主要的对象，是要研究每个国家的对华政策，我想这是非常好的倡议。这已是我们发表的第二份年度报告，而且也是越做越好。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欧洲学界的各位年轻人，期待未来的报告做得越来越好！
徐明棋教授也肯定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报告（2018）》在不断地取得进步。他指出，2017年的《报告》发布之后，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国外学者的信息反馈，已成为上海欧洲学会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我们希望能把这个《报告》做得越来越精彩，水平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欧洲的确是值得越来越重视，欧洲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精彩，因为无论是从欧洲大陆内部的政治结构的演变、发展，政党重构以及左右各种思潮的对撞，产生的分化，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欧洲经济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往前推，同时，反一体化或者说逆一体化的思潮也在增长。面对外部冲击，欧盟现在虽说不算四分五裂，但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已有了不同的声音。这种分化非常明显。欧盟几个大国还是想继续维护一体化现有的成就，并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往前发展。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力量实际上变得不像以前非常清晰，出现了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无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在的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都是更加复杂的一种状态。从全球这个角度来看，中欧关系变得也越来越重要。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变得越来越明显，尽管中美最近的贸易战可以获得暂时缓和，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这对矛盾，将会为未来中美关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双方的竞争或者说一定程度的摩擦、对抗难以避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欧洲仍然是我们工作的对象和团结的对象，因为在全球大视野当中，在世界力量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欧洲的关系。欧洲也存在着要和中国进一步合作，德国、法国、英国都想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的合作，一系列的相关活动都在推进。而另一方面欧洲又存在着类似美国的对中国的疑虑，这也很明显。欧洲的这种复杂性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我们今天这份《报告》的主题实际上也是谈到了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合作在进一步的推进，务实的合作。同时，欧洲也和美国一样，内在有一种动机或者动力，不想看到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全面超出西方社会，因此一定会在和我们的合作过程当中，对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这一点也已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应更深入的研究欧洲，提出超前的一些判断，指导我们的学术。通过国际交流，通过第一手信息、材料的掌握，能够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升我们上海欧洲研究的水平，更多的发挥上海欧洲学会这个平台的作用。
二、不合调或根本唱不起来的合唱：欧盟的对华政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骥副教授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及法国对外政策”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最近国内写了很多关于“黄马甲”运动的文章，主流意见认为“黄马甲”运动是法国全面的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这种判断过于悲观。他认为，相比而言，“黄背心”运动实际上没有达到1968年5月风暴的程度，它带来的政治危机还没有达到5月风暴这样的危机，背后反映了三对矛盾。第一对矛盾是法国社会脉动。这个矛盾由来已久，马克龙上台以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要解决这一对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矛盾，包括劳工法的改革，国铁的改革，都是前几届政府没有做到的，马克龙做到了。但马克龙对改革的阻力的判断有失误，急于推动全面福利改革，没有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与改革的利益框架调整。
第二对矛盾是法国政治结构的失衡，即传统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也就是传统政党的出局。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新型政党出来以后，实际上基础还没打牢。“黄背心”运动呈现出没有中心，没有代表，这和法国过去的运动不太一样。过去法国的运动里面最主要的两个力量，一个是工会，一个是政党。在这次“黄背心”运动里面，没有看到工会，也没有政党。这使得法国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其次，“黄背心”运动的诉求也是多元的。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体现，法国传统知识精英在表达社会利益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这次“黄背心”运动可以看出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在消解。
第三对矛盾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马克龙一直想推动积极进取的外交，但是“黄马甲”运动发生以后，法国要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这样的作用，其面临的国内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大。
关于“黄背心”运动对法国外交的影响，张骥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马克龙执政以来推行的积极进取的外交会受到制约。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政府的重心将回到内部稳定上去。第二，法国谋求欧盟领导地位的努力也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法国的问题、英国的脱欧、默克尔的退休进程的启动，再加上难民问题，现在欧盟的领导力将更加的不足。无论从德国还是从法国的情况看，法德中心要重启更加困难重重，因为法国和德国同时在国内面临严重的挑战。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欧洲一系列危机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全球治理当中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这些国家，现在由于内部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它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前景。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李冠杰博士在发言中认为，2018年中英交往频繁，有很多合作项目在进行，但是直到12月份，高层交流都没有再进行，不知其中内情如何。概括英国的对华政策，可以用16个词，即：讲究实际、紧扣创新、政治非难、外交圆滑。英国对华最根本的利益是经济利益。最近三年，英国对华贸易赤字一直在缩小。英国为了要得到某些利益，可以不拘小节。英国人很注重创新，他不是跟我们搞低端合作，而是站在最前沿的角度，即中英或者说人类未来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人工智能，还有各种领域包括金融领域的创新，频频参加我们各种的创新，在世博会、进博会，在各种高端会议上他都是主宾国。但在维护英国的价值观上，它又是毫不手软的，凡是跟英国价值所违背的，他都要提出抗议。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宋黎磊副教授就2018年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做了发言。她指出，中东欧对华关系实际上也是这几年来中欧合作的一个亮点。从2012年起，经过5年的发展，“16+1”机制已经进入到机制合作的成熟期及早期的收获期。从中东欧国家来看，他们接受这样一个概念，意识到在这个平台里，这些中东欧体量较小的国家，可以对华展开相对透明的这种合作。另外，在这样的平台上，之前有历史纠纷的国家，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他们也是坐在一个桌面上谈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年度峰会，重视中国领导人跟各国的领导人在双边会晤中可以谈些什么？有哪些新的领域有突破？
宋黎磊认为，2018年6月召开的“16+1”索菲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的谣言，说中国要降低峰会的合作规模。索非亚峰会的召开，粉碎了之前的不实言论。李克强总理在峰会之后，又跟德国和其他的欧盟国家进行互动，来推动中东欧国家以及德国开展三方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些国家对中国跟中东欧合作是分裂欧洲的压力。在次区域层面，首先在波罗的海层面，2018年1月，波罗的海国家联合北欧国家开始进行一个NBA出访的机制，即其国家议会领导人的出访，以此凸显波罗的海国家的身份。他们认为跟北欧国家合作有更多的优势，想提醒中国推进他们跟北欧国家的联合发展。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层面，2018年比较突出的是他们想推动V4政治磋商和对话，但看来还是不成熟。中东欧国家的主流态度仍然认为，经济合作的最终对象和目标还是欧洲一体化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替代，他们希望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他们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这是他们务实性的期待。在国别层面，既有积极的表现，也有消极的表现。且不谈在华为问题上捷克和波兰的一些表现，主要看下面两个国家。一个是罗马尼亚。之前罗马尼亚对“16+1”是有一些失望情绪的，因为他觉得跟中国有传统的合作性的友谊，但在“16+1”平台几年以后，他的经济增长却不如V4国家。他希望能够在上半年的合作机会里来落实他跟西巴尔干国家进行交往。另一个是匈牙利。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里面一直是对话最为积极的国家，但它现在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去年5月28个欧盟成员国驻华大使发布对“一带一路”的批评意见信，匈牙利是唯一一个没有签字的国家。匈认为在政治上对中国做出了良好的态度，但却没有在经济方面得到良好的回报，所以有失望的情绪。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严骁骁博士作了北欧国家对华政策的主题发言。他指出，严格来说，北欧国家对华政策的风格具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芬兰属于重商主义国家，而挪威和瑞典就比较偏重价值观倾向。但在具体的对华政策中，情况有的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中国同挪威的关系在2016年年底结束了冰冻期，重新恢复了，这最主要来自挪威对于中国市场和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2018年，正是在北欧国家对于中方的市场及贸易的利益需求的大背景下，中国和北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发展。从双边贸易总量来看，2018年中国同北欧5国各自的贸易量都比去年有了一定的增长。北欧国家像挪威、丹麦，都派出了部长级的代表，率领贸易团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进博会。北欧国家由于国家的实力差距太大，其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来促进双边贸易和双边经济活动增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同北欧关系中，除了经济和贸易以外，有一些新的议题也值得关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对参加北极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2018年1月，中国发布了首个北极政策白皮书。对此，北欧国家是非常欢迎的。他们希望有像中国这样的力量加入进来，平衡世界大国在北极事务中的竞争。几天前，芬兰总统访华，在同习近平主席会晤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芬兰非常支持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共同开发北极航道。当然，双边关系中，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负面的热点，时不时会在北欧国家中冒出来。北欧国家以瑞典为代表，在外交上特别强调一些规范性的问题。比如，2017年瑞典发布了首部世界人权报告，其中特别批评了中国。2018年，香港铜锣湾的事情又被瑞典拿出来炒作，批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总之，在处理同北欧国家关系的时候，中国应该抓住他们在经贸上对我有迫切需求这样一个偏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龙静博士就奥地利外交新动向和中奥关系的新发展问题作了发言。她指出，奥地利在欧盟内部并不算是一个很显眼的国家，但从2018年来看，它似乎又跑到了欧盟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在中国的对欧关系当中添加了不少的亮点。奥地利的对华政策和它的总体外交走向有着非常密切的相互对应的关系。年初，奥总统、总理同时高调访华，同时还有4位部长及150多位的企业家一同随行。奥总统还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同时也对“一带一路”和“16+1”表示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当时，奥地利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包括就“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但迫于欧盟的压力，这份东西没有了下文。总的来说，奥地利对中国提出的诸多倡议持非常积极的态度。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之外，也包括它作为一个初创国参与了AIIB。奥地利对中东欧非常关注，所以它的政策一直以来（不单单是这一届的政府）就是希望能够成为西欧和中东欧之间，或者说西欧和东欧之间的桥梁搭建者。当然，对奥地利来说，2018年特别重要，第一是新政府上台，第二是奥担任了2018年下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国，这赋予了它非常充分、有利的一个平台，让它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一年里，奥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使得西巴尔干的入盟进程再次出现了松动，把中东欧对于难民问题的一些意见带到了欧盟的平台上，利用欧盟首脑峰会的机会，推动欧盟采取中东欧国家更希望的发展路径，即从过去希望在欧盟内部达成关于配额制度的协议，变成了加强与域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埃及的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奥地利的这些外交政策，对于欧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知道，奥地利现在是中右翼的人民党和极端的右翼政党联合执政，与2001年不同，欧盟（对这次极右政党上台执政）似乎没有亮起红灯，甚至有愿意合作的姿态，这似乎表明欧盟也努力调整以和这些极端政党参与的成员国进行合作、协调这样一种发展方向，可能欧盟也意识到将来这种情况未必仅仅是在奥地利发生，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极端政党参与执政，甚至有可能面临极端政党独立执政的可能性，似乎欧盟也在尝试着适应这样一种新的变化。所以，奥地利结束了半年的轮值主席之后，还是得到了欧盟的很大肯定。奥地利当前国内政局的发展，一个是极端政党主流化，另外一个是主流政党出现民粹化，这样两个方向很有可能对2019年欧盟议会的选举以及今后整个欧洲层面的政治生态的变化，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对上述5位报告作者的发言作点评时，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戴炳然教授指出，2018年欧洲对华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务实，是实用主义，但这应该是很不错的了。中欧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中欧之间的来往也算频繁，尽管中美关系在2018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可能是非常深远的转折。这是外部影响。内部来说，欧盟现在问题多多，在外交政策上是不合调的合唱，或者是根本唱不起来的合唱。过去可能还在某些问题上同一个声音说话，现在恐怕是同一个声音说话都说不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中欧关系我们应该满足了。
戴炳然教授指出，德国本是最能把握自己方向的国家，现在开始迷失了；法国已经迷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现在还是走不出来。马克龙上台以后曾经想有所作为，但他现在是束手无策了。至于英国，现在它的重心就是脱欧盟，这使它焦头烂额，前途迷茫。中东欧国家尽管是亮点，但中东欧对华政策是没有战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中国的经济份量，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是分裂的。第一，欧洲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份量，特别是在他们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完全放弃跟中国的经济合作，而是希望能够加强。所以，中欧经济合作的前景，这个希望还是存在的，尽管可能更着重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多方向的合作。在这方面中国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第二，如果要欧洲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选择的话，它在政治上只可能选择美国，不可能选择中国，不可能完全跟中国站在这一边。所以，中欧关系要想回到90年代或者本世纪初那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在5到10年之内，如果能够维持现状，以经济合作为主，在政治上维持相互之间的友好，应该是很重要的。
学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欧盟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要分析清楚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分析这个国家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利益。要写一个国家对华的政策，不能仅从中国来找资料。另外，我们的研究如果能从比较小的、比较具体的问题讲清楚这个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和看法，这对政府制定有关的政策是有帮助的，是特别好的。无论怎样，作为国别研究的学者，能够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收集到更多的一些信息，写出一些对国家有用的政策报告，是值得做的事情。
三、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戴轶尘博士对我国2018年12月18日发表的第三份对欧政策文件与前两份政策文件进行了比较分析。她认为，至少从发文件这样一个举动来看，中国和欧盟还是一直保持着对话的姿态，是比较密切的一个互动。从文件的内容来看，2003年以来，中欧关系是在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的。
第一份政策文件全文只有5千多字，内容相对比较简单。最主要的是确定了中国对欧盟政策三大支柱，即政治、经济、人文这样一个结构，并明确了各领域合作的原则性的或方向性的一些内容。这个基本结构，实际上持续地保持下来了。2014年习主席访欧时，推出了第二份政策文件，内容大幅增加，并明确提出了中欧是“四大伙伴关系”，即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维度，后面从8个方面来讲在各领域如何推进中欧合作。现在的这一份文件，和前面相比，特别是和第二份相比，有一些延续性的关系，比如说中欧关系还是追求四大伙伴关系，但是用了四个坚持来概括和归纳，这是比较大的变化。另外对原来的一些具体合作领域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在内容上面有更进一步的细化。
具体而言，三个文件对中国和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没有发生变化，都强调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战略趋向；对欧盟的认识，也没有因为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否定一体化或者唱衰欧盟，三份文件都强调欧盟是战略的力量。三份文件对中欧关系的认定和发展基调上也没有发生变化，三份文件都强调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认识没有分歧。对中国和欧盟在国际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双方都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新的对欧政策文件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文件的开头就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大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阶段，这跟前两份文件有很大的不同。文件说中国乐见一个团结、稳定、开放、繁荣的欧洲，然后又说要平衡发展并相互促进欧盟机构、成员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对促进中欧关系是个补充。我们希望并行发展在中欧关系和中英关系的定位。文件更进一步的强调了欧盟的地位，指出欧盟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使欧盟从原来一个充分条件变成了一个必要条件。在具体的内容上面，文件对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和一些具体的合作进行了区分，把一个中国原则从原来放在政治领域合作的内容，上升到了首要的指导原则，更强调了我们中国在维护自己核心利益上面的底线。另外在具体合作上面，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和科技创新合作领域，更强调我们在发展规划上的对接、对话，和推进双方之间的相向而行的开放和投资。在一些治理的议题上面，有一些更为充实的具体的合作的项目和方向。而对分歧比较大的人权问题，把它从原来的政治合作的议题之一，现在归到了文化议题，来淡化分歧。
戴轶尘总结说，通过比较分析，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在目前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还是希望维持中欧关系的稳定，就是不要像中美关系一样出现突然性的转折，避免大起大落。另外，中国和欧盟都成为各自内部发展议程中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对方，都难以推进自己内部的改革和发展议程。但是，这些务实合作已经触及到双方根本性的经济制度或者治理规则的制定权的问题，这可能是未来关系发展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另外，从整个国际秩序来看，由于美国采取退出战略，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提出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稳定的中欧关系是保持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一个支柱。在战略合作上面，我们有一些共识，但也有很多分歧。在相对务实的层面，应尽量强调共识性，搁置在具体问题上面的一些争议，在维护国际秩序，尤其是多边主义的架构上，强调双方支持多边主义的共同立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臧术美博士就中欧地区政策合作做了发言。她指出，欧盟的地区政策的发展经过了几次大的改革。欧盟地区政策有4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双重强化，既强调凝聚力是核心，又不断强化对竞争力的要求。第二是效率的提高；第三是层级合作的加强以及分权化的管理；第四就是数量。将中国和欧盟地区政策放在一起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其实不是同级别的。欧盟是成员国组成的，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在不严格比较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两边有一些共同点。第一，政治目标都是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二，推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体化）；第三，城乡统筹；第四是生态；第五是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第六是发展体系演变当中，欧盟有一个NUTSJ，欧盟做得非常好，值得中国学习。比如，中国设定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减贫。欧盟的地区政策目标的设定当中经过了非常复杂而完备的体系，从5个目标慢慢演变为6个目标。欧盟在评估方面也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效率有很大的优势。中欧地区政策合作形式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常态化的政策对话交流，现在已经到了第13次。第二个是联合课题。第三是人文、地理学者间的交流。最后就是案例合作。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吴梦怡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与德国机电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她指出，机电产品贸易在中德贸易中一直占据比较大的比重，而且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渝新欧”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德机电产品贸易。通过贸易数据的整理，我们发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德国市场的总额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到2017年出口总额达到了32.72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的出口额的9倍。机电产品贸易是中国与德国双边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至2017年，中国出口德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占比达到44.59%。中国对德国机电产品出口的结构是严重失衡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所以，提高中国资本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德国，具有较重要的意义。从贸易竞争力指数计算，可以发现，这个指数的计算结果表现为负数，说明在中德机电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进口的状态，也说明了中德机电贸易产品的竞争性是比较弱的。通过对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发现，中德机电产品出口相似度是较低，但呈现上升的趋势，说明中德机电产品的竞争性虽然比较弱，但竞争力在不断增强。通过贸易结合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发现，中国与德国的机电产品贸易联系程度其实是比较松散的，并且增进中国对德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程度的因素，主要在于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出口。通过静态和动态的产业链贸易指数的测算，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主要是以产业链贸易为主，资本密集型机电产品是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则主要表现为互补性。最后，对RCA指数进行测算发现，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竞争性比较强的，而资本密集型机电产品则一直呈现劣势的状态。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性比较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表现为互补性比较强。基于以上的实验结果，作者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首先是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机电产品在德国市场的竞争力水平，其次是提高机电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第三提高出口机电产品质量，第四是借力“一带一路”提高机电产品的出口。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陈琦副教授的发言分析了中英创意文化产业的合作前景。他认为，英国对华外交侧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个是尽量扩充软实力。在中英创意文化产业合作上面，这两点表现的特别明显。从现状看，中英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如果没有中英文化合作兜底的话，中英之间的黄金十年根本不存在了。但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的中英创意文化产业，也仍然充满了很多的暗流。这种暗流主要是由于中英之间的一个不同的“温差”导致的。有一些问题涉及到我国的根本利益，甚至是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对于中英创意文化产业之间合作的巨大的潜在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中英两国对文化的认识存在温差。英国认为文化或者创意产业是在综合国力中发挥影响力的抓手，是其在后殖民时代仍然作为世界一流强国发声的筹码。所以英国政府是有意识提升文化影响力，将文化影响力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不会随着政党的轮替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差异，就是中国跟英国之间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实力上存在着差异。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之一，并且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文化产业机制，且有成功的商业运作、科技和资金优势。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意产业大国，英国的创意文化产业和服务，已经占有世界文化市场不可忽视的份额。文化产业在给英国经济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也传播着英国的审美理念、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并且在世界上塑造着英国的国家形象。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实力是比较强的，而我国在现阶段是比较弱的。这就导致我们在进行文化产业交流时，实力上的不对等。第三个就是双方的指导政策不一样。文化创意产业有两个政策，一个叫干涉主义，第二个是工具主义。英国是把文化作为工具理论和政府干预，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第四是对文化产业的定义、理解不一样。英国有自己独特的创意产业的定义，强调直接由知识产权产生的那一部分才是创意产业。这就导致了双方的统计会有问题。最后，中英在文化创意方面的动机不一样，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过程中，英国夹杂了太多的私货，有除文化以外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动机。
江苏师范大学那传林副教授就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作了发言。他注意到，中欧关系的发展，会促进中俄关系的发展。反之，中俄关系不一定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中欧俄互为变量，不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一个有着几百年外交传统的国家，俄罗斯有自己完整的外交政策。从长远来说，俄罗斯的帝国意识不会消失。俄目前的所作所为，即从中国、印度获得资本，然后以此采用石油、天然气能源外交与欧洲发生关系，有其所图。中国对欧关系中，必须注意到俄罗斯的种种的表现。
对这一环节的主题发言，学会顾问伍贻康教授评论指出，从发言来看，不管宏观、中观、微观，从一个侧面角度来看，中欧之间的差异应该说是很明显的。这一点无可讳言。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中欧双方确实互有需要，而且中国对欧洲的定位在原则上提到相当高度，可以说中国比全世界包括欧洲人自己还要对欧洲一体化有信心，而且给予重大的支持。那就是说我们要坚定地和欧洲发展好关系，而且是全面的、战略的、多层次、广角度的发展关系。应该说，目前欧洲确实也觉得中国不可缺少。大概也可以这样说，欧洲与中国，彼此都不可或缺。在人权等问题上，差异也很明显，但是双方相互依赖又很大。这个依赖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包括在政治方面，现在更是在战略方面。总之，对中欧关系不能期望太高，能维持现在的水平已经不错了，在某些方面能够在战略上相互之间不公开表示对立，已经不错了。中欧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价值观等的差别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坚定不移支持欧洲一体化，中欧关系不是挑战、更不要牵制和制约美国这个角度，我们是真诚地和欧盟发展贸易、投资、金融和整个的政治和战略关系。
学会副会长、德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郑春荣教授点评说，关于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其实在一些目标和诉求方面，欧洲或者是欧盟或者欧盟的主要的成员国，和美国其实是合谋的或者合流的，只不过他们在方式方法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对中国所谓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指责方面，欧美都有这样的诉求，只是欧洲不赞同美国所采取的动不动就进行制裁的这种方法，但欧洲一些国家也有要在暗地里施加更多的压力的想法。所以，我们也会听到欧洲有些国家释放出不和谐的声音。在美国不再可靠的背景下，欧盟或欧盟的主要成员国选择的更多的是一种议题的联盟，就是说针对某些议题，他觉得哪些人可以跟他同道的，他能够获取更大利益的，那么他组成一个同盟，或者选择零和的关系。讲到多边主义，德国经常讲要和中国共同捍卫多边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德国的外交部长马斯又讲我们要打造一个多边主义者的联盟，而这个多边主义者的联盟要针对美国，针对俄罗斯，针对中国。一方面跟你共同捍卫多边主义者的联盟，另一方面你又我的针对的对象，所以他的两面性非常明显。在中美之间，欧盟或其主要国家，其实也不想选边站，他既想从美国得到好处，又想从中国得到好处，可能这样舒适的位置不一定有。在5G网络的问题上，其实德国一开始表态相对比较积极，表示不会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企业制定相对排斥的政策，但是现在德国的国内已经有声音了，就是说把安全的问题加以泛化，出于工业间谍、安全的考虑，要把华为排除在德国的5G建设的招标之内。对此，德国经济界很纠结，一方面有这样的声音，另一方面他知道华为的经验和技术的优势，而且和华为有很多的合作，现在真的和华为脱钩，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他认为，新的中国对欧政策文件，把一些原来分散在各个政策领域的一些内容提升到了指导原则，等于为中欧关系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定调，提出了我们的要求。文件发布以后，找不到欧方舆论对它的一个反应，这是令人困惑的一个地方。但与此有一定关联的是，德国工业联合会11月10日发布了一份文件，名称叫伙伴与制度竞争者，称中国既是一个伙伴，又是制度竞争者。文件要求德国政府和欧盟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调门，来对中国进行施压，要中国更多的开放市场。但德国工业联合会只代表一个经济界协会，也有一些协会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如德国工商大会、德国外贸协会，它们更多强调建设性的对话，而不要把中欧关系搞坏。
最后，徐明棋会长和陈志敏教授对研讨交流做了总结。徐明棋指出，总体上说，今年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报告》从欧盟层面直到成员国、主要区域的对华关系分析的主脉络还是比较准确的，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也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提高的地方，如有些分析相对平铺直叙，对问题的体验、在观点的阐述上还不够老道，分析的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还有一些参考文献的梳理及其权威性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视角还可以放得更宽一点，欧盟国家对华关系在这一年中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与去年比有哪些重大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核心的内容延续下来了？等等，这些内容还可以继续提升，在文字的表述上，在用词的准确度上，还是可以进一步提升。希望以后的报告逐步能提升到这样的高度，除了描述以外，还要有准确的判断。在做分析的时候，不要仅限于现有的总结分析上，而要有一点超前性的判断，要有一点自己独到的见解。
陈志敏也再次肯定了策划、撰写这样一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尝试。来自不同学校的学者形成一个团队，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这非常不容易。这也是上海欧洲学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希望能不断发扬下去。报告本身的确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建议有一两个附录，如大事年表，贸易、投资等关键的数据指标。如果有一些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更多的意义。（曹子衡，上海欧洲学会）
